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道路上，乘势而上的中国外贸开启了自己新的下一个五年征程。

　　当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新冠肺炎疫情的长尾与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相互纠缠且影响愈发广泛深远，当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低迷与徘徊，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深入持续，当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迈入新发展阶段，新的机遇与使命也呈现在中国外贸人的面前。

　　回首上一个五年，中国外贸以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为发展目标，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任务，更加注重外贸结构的优化、新优势的培育以及新动能的挖掘，圆满完成“十三五”发展目标，取得了优异成绩。

　　展望下一个五年，遵循《“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的思路、设计和要求，中国外贸将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以“创新”定调，通过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实现贸易结构更加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的雄心目标。为此，诚邀多位专家参与《“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外贸章节圆桌讨论，共同解码下一个五年中国外贸发展的逻辑与方向。

　　专家圆桌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员究院副院长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庄 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排名不分先后）

　　国际商报：伴随着进出口规模屡创历史新高，中国外贸的结构持续向好，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都不断优化。此次《“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仍然将“优化贸易结构”列为外贸篇的第一节，主要用意与考量是什么？

　　崔卫杰：结构性问题既是制约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优化贸易结构，既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也可以更好地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既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又有助于提升国际大循环水平，在推动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引导企业深化与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积极拓展与亚洲、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贸易，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推进贸易畅通，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的不断优化，既是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直观体现，也是提升双循环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通过深化优进优出，可以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促进绿色低碳产品进出口，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优化贸易方式，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培育品牌、建设营销渠道，可以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唐建伟：从贸易结构看，当前我国出口产品以纺织、服装、手机以及机电产品为主，在高端芯片、集成电路和先进通信设备等中高端领域出口份额较小，出口竞争力和附加值还有待提升。而且，我国在芯片、原材料等产品上进口依存度过高，面临比较突出的“卡脖子”问题，芯片“断供”、重要科技产品和设备的出口管制等问题都给外贸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强调贸易结构优化，既是为了突出外贸向中高端价值链延伸的重要性，也更加强调要关注到外部风险，例如，对农产品、铁矿石和原油、集成电路等对国外依赖性较高的重点商品，要通过扩大进口来源、优化区域结构，确保重要能源、关键技术和农产品进口的安全、稳定。

　　庄芮：《“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对“优化贸易结构”的重视，个人认为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对外贸易要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发展，首先必须考虑结构优化的问题。所以，规划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向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打造‘中国商品’品牌”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提及东中西部地区要“优化商品结构，深化优进优出”。其二，贸易的创新发展意味着进出口结构应该朝着新方向进行调整。例如，规划强调，我国要“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并且指出未来要“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促进绿色低碳产品进出口”等。

　　国际商报：高水平的贸易平台体系能够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国家对于贸易平台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视并加大支持力度。例如，今年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数量又新增了百余家，达到近600家。《“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又着重提到的“提升贸易平台”，您认为未来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崔卫杰：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快培育外贸集聚区。以服务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贸产融合，培育产业优势明显、创新驱动突出、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打造区域间合作互济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加快培育各类外贸集聚区。二是突出促进进口的作用。充分发挥进口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强化进口在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消费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强化支撑性平台体系建设。发挥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作用，完善会展业发展协调机制，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展会模式。推进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完善营销和服务保障体系，开展仓储、展示、批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推进售后云服务模式和远端诊断、维修。培育国际营销公共服务平台。

　　唐建伟：高水平的贸易平台建设展现了我国扩大开放的姿态，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交流合作和营销推广的渠道。未来，平台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断完善高水平贸易平台机制建设，以服贸会、进博会及广交会等高端贸易展会为引领，继续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权威性的贸易平台；二是以示范贸易基地为依托，充分发挥各地方贸易产业特色，以数字化为新的载体，在传统展会的基础上形成产销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贸易网络；三是强化内外贸联动和双边或多边交流，以“一带一路”沿线和RCEP等周边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我国贸易服务平台优势，通过多种外部交流、贸易展会和多边合作渠道实现“走出去”，扩大贸易服务覆盖面。

　　庄芮：按照规划思路，未来我国提升贸易平台的着力点将围绕出口和进口两个核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培育具有创新驱动特点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打造区域间合作互济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建设一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高水平的区域性展会平台；培育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国际营销公共服务平台。

　　国际商报：《“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在外贸篇中给予“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以较大篇幅，并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等多方面为贸易新动能“作注”，您认为，“十四五”期间，培育我国外贸新动能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发展的重点又有哪些？

　　崔卫杰：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是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外贸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更有助于提升外贸发展质量，拓展贸易发展空间。“新动能”发展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新技术赋予对外贸易新动能。包括加快数字技术与贸易发展深度融合，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数字强贸等。二是以新业态新模式拓展对外贸易新空间。主要包括促进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深入开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建设，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政策，加快海外仓发展，推动保税维修发展，探索发展离岸贸易、新型易货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建立健全二手车出口管理促进体系等。

　　唐建伟：随着科技自主创新加快，我国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提升，贸易竞争力将逐步增强。RCEP的签署和实施，也将大幅改善我国外贸的区域市场结构。与此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贸易迅速崛起，也为外贸发展带来新契机。但是，疫后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如科技脱钩、出口技术管制等外部政策风险增加，也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未来5年，培育贸易新动能主要依托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技术，既要抓住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新趋势，以数字化为突破口，实现跨境贸易多元化，巩固我国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也要通过新的方式和渠道来平衡区域结构失衡的问题。除了深化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未来应更加注重与周边国家贸易发展，例如，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双方发展空间还很大，深度挖掘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市场潜力应是重点。

　　庄芮：规划对我国商务发展在“十四五”时期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清晰地梳理，并将“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作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关键一招，给予较大篇幅进行重点强调。其思路就是将数字化与贸易发展结合，倡导加快数字技术和贸易发展的深度融合，简言之，就是通过“数字强贸”为今后五年的中国外贸注入新动力，并创造出更多的新增长点。针对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规划提出的发展重点主要涉及六个方面，一是推进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二是支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探索创新；三是促进和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四是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的海外仓，推动监管创新；五是鼓励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维修为主的保税维修；六是探索新型贸易方式。

　　国际商报：服务贸易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平衡、优化我国贸易结构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服务”成为继“中国制造”后中国贸易的另一张名片。“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中服务贸易发展应抓住哪些关键词和发力点？

　　崔卫杰：除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外，近十年来，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是货物贸易平均年增速的两倍，预计“十四五”时期，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跨境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

　　“十四五”期间，服务贸易应抓住创新发展这一主线，在体制机制、业态模式、数字贸易、服务外包等领域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一是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引领，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动成效明显的地区升级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重点在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政策体系、健全促进机制、创新发展模式、优化监管制度等方面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二是以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为引领，加快推进服务贸易业态模式创新。完善促进政策体系，做大做强文化、数字服务、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总结推广基地建设经验。在知识产权服务、语言服务、地理信息服务、农业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研究新设一批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引领带动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三是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为引领，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创新。加快培育数字贸易主体，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统计监测体系。扩大数字贸易领域开放，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

　　四是以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引领，加快推进服务外包创新。优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布局。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培育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积极发展研发、设计、维修、咨询、检验检测等领域服务外包。统筹发展离岸在岸外包，鼓励对外发包。

　　唐建伟：2020年来，由于海外疫情持续冲击和部分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国际旅行、出国留学和生产性外包等受到较大影响，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随着服务贸易需求逐步恢复增强，未来服务贸易的潜力空间很大。

　　未来，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应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坚持以开放姿态扩大服务贸易，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高地为载体，大力推进服务贸易示范区建设，鼓励服务贸易开放政策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政策，引领服务贸易高水平发展；二是深度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以RCEP等高水平开放合作为契机，扩大海外仓储、金融结算、保险等贸易服务链，打造一体化服务贸易跨国交易平台；三是持续改善服务贸易结构，巩固提升我国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国际物流、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服务出口竞争力，做强生产性外包服务，扩大消费性外包服务，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字贸易方面的竞争优势，依托我国互联网企业和跨国企业，运用数字化服务方式，提升中国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

　　庄芮：“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向好，疫情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市场潜力仍然巨大，发展优势也比较突出，内部环境可能略优于外部环境。未来五年，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应抓住“创新发展”和“中国服务”这两个关键词，从出口和进口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具体包括：出口层面，在提升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出口规模的同时，积极推动金融、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扩大文化和中医药等彰显中国特色的服务出口。进口层面，扩大研发设计、节能降碳等生产性服务进口，推动医疗等生活性服务进口。此外，还要加强服务贸易支撑体系建设，如积极探索服务外包新模式、培育数字贸易发展示范平台、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